土地禀赋、支持政策与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基于4省1 040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土地流转是农户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而现有土地流转支持政策能否基于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经营行为来推进其有序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利用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4省1 040户粮食种植户2011-201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农户土地禀赋、支持政策对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1）5年间有40.48%农户是持续扩大经营规模;（2）土地禀赋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但会影响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速度,且与农户经营规模扩大速度呈稳健的正U型关系;（3）支持政策对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影响为负,但其并不影响农户经营规模扩大速度;支持政策与土地禀赋的交互项表明,在有支持政策的条件下,土地禀赋将会阻碍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为此,未来要加快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信息管理系统,调整和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方式,增强中小规模农户持续经营能力。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农户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水稻种植为例

采用嵌套Logit模型,基于江苏省病虫害统防统治试点地区630个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采纳包药防治服务与全承包防治服务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层次病虫害防治模式（统防统治与自防自治）采纳时,农户的病虫害防治效果认知是影响其防治模式采纳决策的重要因素。在第二层次病虫害防治方式选择时,用工补贴、宣传引导、雇工价格变异系数、服务价格、户主年龄、与农技员联系强度,对农户包药防治服务采纳决策有显著影响;用工补贴、雇工价格变异系数、户主年龄、留守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水平和稻田规模,对农户全承包防治服务采纳决策有显著影响;提出应根据农户禀赋和所属地区特征提高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村集体组织协调功能等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以云南大理市8个试点村为例

运用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云南省大理市8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重点回答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如何改”以及“改革后如何实现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大理市实施各项改革任务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体改革经验为：坚持不打破原组织界限的原则,在组、自然村、村三级各自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清产核资采用原值评估方法;成员资格界定坚持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股权设置特别是贡献股的设置因村制宜,并非整齐划一;股权管理模式选择不一,静态管理更有利于赋予完整的产权权能;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体制上,条件成熟的地方优先探索政社分离。改革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型采用不同的经营方法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益有所提高,但若没有发展产业,集体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大,还需进一步探索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农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部分农业龙头企业2009 ～2010年数据,构建农业企业绩效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企业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劳动力、资产总额、广告投入及研发投入、产销比、技术效率等均对农业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订单采购比及企业产品是否为名牌产品、杠杆效应等均未对农业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地区来看,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劳动力、资产总额等对西部地区农业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比东部地区高,研发投入对东部地区农业企业绩效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广告投入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利用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是其影响并不显著,东部地区农业企业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订单采购比对东部地区影响为正,对其他地区影响与之相反。根据模型回归的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现代农业与农业信贷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随着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业信贷与现代农业的相关性日渐凸显。基于1978-201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回归方法对农业信贷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指标与分项指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因,对现代农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农业信贷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现代农业的发展可增长0.067个百分点,财政支农水平可提高0.2个百分点;但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农业信贷量。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业信贷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强化政府为主导的全方位农业产业信贷服务,使农地融资、财政撬动信贷资金、价值链融资等多种模式尽快进入现代农业。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